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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余心清的1949年:從身陷囹圄到奔向光明     祁峰    2023年07月20日11:16

      著名愛國民主人士、民革中央委員余心清(1898年-1966年),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即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禮局局長、政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。余心清祖籍安徽合肥,1898年生于南京,曾擔任馮玉祥的高級幕僚長,長期堅持抗日反蔣立場,系西北軍中受過西方教育的上層人物。作為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摯友,1949年,余心清的人生經(jīng)歷了從身陷囹圄到奔向光明的重大轉(zhuǎn)折。

      老虎橋

      1949年1月28日,農(nóng)歷戊子年除夕。下午5時左右,南京香河老虎橋監(jiān)獄里7名囚犯隨法警匆匆登上一輛大卡車,向特種刑事法庭疾馳而去,當辦完保釋手續(xù)獲準離開時,已是掌燈時分。眾人就地告別,各自散去。唯有一人,摸摸白發(fā)、捋著長須,不肯回家,堅持要先去照相館一趟。他就是一年多前轟動全國的“北平共諜案主犯”余心清。

      1947年9月24日,設在北平京兆東街24號院內(nèi)的中共地下電臺,遭保密局特務用技術手段偵破,四名電臺工作人員和大量密電文稿落入敵手。三天后,時任保定綏靖公署中將、政治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余心清被捕。在同案入獄的人當中,余心清官階最高、影響最大。

      余心清入獄,是由于他暗中策動第十一戰(zhàn)區(qū)司令長官孫連仲與中共合作、給周恩來發(fā)密電一事被特務發(fā)現(xiàn),但他與蔣介石對著干,由來已久。1934年“閩變”失敗后,作為馮玉祥代表的余心清遭蔣通緝,被迫流亡日本。1937年“七七事變”后,中共加緊對山東省政府主席、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的統(tǒng)戰(zhàn)工作,于8月下旬與第三集團軍合作開辦政工人員訓練班,由韓復榘兼主任,余心清任副主任并實際負責。該班招錄平津流亡學生等1500余人為學員,為山東保存了抗日救亡的重要力量。往事歷歷,余心清自知蔣新賬舊賬一起算,必欲除之而后快:“別人都可以活,只有我是活不了的。”

      然而,余心清最終幸免于難。他被捕時,妻子劉蘭華正在美國治病,聞訊匆匆趕回國內(nèi),為其四處奔走,魏德邁、司徒雷登等人,皆在請托之列。后者既是余心清早年就讀金陵神學院時的教師,又是劉蘭華在燕京大學念書時的校長,與夫婦二人有雙重師生之誼。司徒雷登面晤蔣介石說,余心清殺不得,此人又不是共產(chǎn)黨,你殺了他,會引起很多人反對。蔣與司徒雷登私交不錯,慮及這位駐華大使的情面,最終還是聽了。1948年10月19日,因“北平共諜案”入獄的謝士炎、丁行、朱建國、石淳、趙良璋等5名中共地下黨員,在南京英勇就義。位列案首的余心清暫時逃過一劫,由國防部軍法局監(jiān)獄轉(zhuǎn)至特刑庭,繼續(xù)羈押受審。

      1949年,國共對陣形勢日趨明朗。為擺出和平姿態(tài),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宣布七項措施,包括撤銷特刑庭、釋放政治犯等。形勢的一連串變化,給營救余心清帶來重要轉(zhuǎn)機。余心清曾在馮玉祥部從事教育工作多年,學生眾多,其中一位叫蔣岱燕,此時公開身份是中蘇文協(xié)婦女委員會秘書。她奉命設法營救余心清、梁藹然(中共地下黨員)等4人出獄,以防當局日后加害。蔣岱燕找到南京法院一位梅姓法官和當?shù)啬雏}號老板,做通了他們的工作,拿到保釋文件,于除夕將余心清等保釋出獄,并將余心清領入位于漢中門的中蘇文協(xié)樓上一雜物間,供其暫時棲身。幾天后,外面情勢漸漸不妙。為防節(jié)外生枝,需盡快轉(zhuǎn)移。此時,蔣岱燕已與上海地下黨組織取得聯(lián)系。聯(lián)系妥當后,蔣岱燕遂掩護余心清乘火車赴上海。為躲避特務耳目,余心清換上了久違的黑色神父袍,戴上熟悉的銀白色十字架項鏈,加之獄中所留長須尚未剃去,活脫脫一副神職人員模樣。抵滬不久,上海開始抓人,他躲過機場嚴密盤查,直至登上飛機,“才把沉重的心放了下來”。

      荔枝角

      解放戰(zhàn)爭時期,香港是反蔣反獨裁的重要陣地,眾多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云集于此。為響應中共中央“五一口號”,從1948年9月起,先后有數(shù)批民主人士秘密啟程,分期分批從海路北上,奔赴東北、華北解放區(qū)。余心清的到來,無疑是進一步壯大了民主陣營的力量。

      1949年2月4日,余心清出獄的新聞見諸報端。消息傳開,著實讓一眾朋友們興奮不已。14日,香港《大公報》刊登《我的朋友——余心清》一文,開篇的一句話,大概頗能代表眾人的心情:“余先生已出‘院’,大家都很高興!”

      在好友譚惕吾等人幫助下,余心清在香港荔枝角九華徑暫時安頓下來。余的臨時住所位于山崗之下,居處幽靜,海風習習,對身體恢復頗為有利。利用這一良機,他開始撰寫回憶錄,留下“十七個月監(jiān)獄生活的一筆總記錄”。民盟的一位朋友名叫巴波,協(xié)助做記錄。短短20天,一本10萬多字的回憶錄問世了。這是一本奇書。身負“要案”而能從蔣牢中活著走出,本來已屬奇跡。出獄次月即開始撰寫回憶錄,將獄中黑暗與胸中波瀾纖毫畢現(xiàn)于世人面前,亦奇。余心清極具詩人氣質(zhì),興會所至,嬉笑怒罵,皆成詩篇,身在縲紲依然寫就16首“獄中詩”,更奇。

      余心清坦言:“我之所以要寫這樣一本回憶錄,并不是因為吃了苦頭想向人傾訴,或是想用這些材料標志出自己有過怎樣不平凡的一段歷史;不是的,如果為了這個目的,那,我簡直沒有勇氣來復述它。我之所以要寫他,是企圖用監(jiān)獄這一個不見陽光的角落反映出蔣政權的丑惡,腐化,殘忍,反動的實況來。叫讀者看看這個政權是建筑在什么上,而它垮臺的命運是注定了的。”

      香港《華商報》是中共在港發(fā)聲的重要窗口。余心清回憶錄以“在蔣牢中”為總題,從1949年3月17日起,分48期在該報連載,直至5月28日以“我終于微笑了”終篇。這份獄中生活實錄,情感激越、筆觸細膩,真實記載了他從被捕到出獄的點點滴滴,成為射向南京政府的一枚犀利的“紙彈”,也給世人留下了一份翔實的史料。

      回憶錄見報后,反響甚大。6月6日起,南京《新民報》全文轉(zhuǎn)載,“編者按”寫道:“這里我們將連載發(fā)表余心清先生的《在蔣牢中》,余先生原是馮玉祥先生的舊屬,是國民黨保定綏靖公署辦公室的主任,他從內(nèi)幕里寫出了國民黨的血腥統(tǒng)治,暴露了蔣匪特務的兇殘和狡黠,以及他怎樣從現(xiàn)實的教訓里走向人民革命的道路。”6月15日,香港華商報社出版了回憶錄單行本,這便是《在蔣牢中》成書的最初版本。翌年初,余心清對全書加以補充修訂。10月,香港新中國畫報社再版。余心清在序言中說:“我把這本書,虔敬地獻給書中的五位烈士。”1981年,該書列入“文史資料叢書”出版,現(xiàn)已是“百部紅色經(jīng)典”之一。

      據(jù)蔣岱燕回憶,為表達謝意,余心清在香港時曾說,是學生蔣岱燕營救他出獄的。其實他的這位高足是中共地下黨員,而余當時全然不知。報紙傳到上海,地下黨組織立即通知蔣岱燕勿返南京,就地隱蔽身份,迎接全國解放。十年后,余、蔣師生重逢,在太湖邊合影留念。

      回憶錄完成后,余心清即于1949年3月中旬啟程,搭乘外輪赴天津,再返抵北平。

      從1948年到1949年,為籌備召開新政協(xié)會議,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及香港工委先后組織護送了1300多人北上,其中包括350余位愛國民主人士,余心清即其中之一。和他同船北上的,有一同出生入死的獄友梁藹然,以及駱賓基、卞之琳、戴望舒等多位知名人士。

      頤和園

      1949年3月19日下午,余心清一行抵達北平。在中共中央統(tǒng)戰(zhàn)部交際處安排下,他入住位于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101房間。前前后后在該飯店下榻的,還有黃炎培、柳亞子、孫起孟、胡子嬰、謝雪紅等眾多民主人士。

      余心清素來交游廣泛。故交新知當中,與他往來頻繁的是柳亞子。幾天后,余心清前去拜望柳亞子。翌日,柳回訪,有詩題贈,云:“赦書忽下君何幸,異地初逢我未遲。風誼應歸游俠傳,姓名早列黨人碑。頗憐西北驍騰盡,佇待東南運會移。哀樂中年豪氣減,倘容更殺第三圍。”柳亞子與毛澤東友誼深厚,在毛澤東的安排下,4月25日下午,柳亞子夫婦與余心清入住頤和園益壽堂。

      余心清與朋友們往來頻繁,其擅長禮賓的才具,很快顯現(xiàn)出來。4月28日,李濟深等往頤和園看望柳亞子,余一路陪同。6月5日,黃炎培等來頤和園散心,余協(xié)助中共方面妥為招待。

      在所有朋友當中,對余心清影響最大的,當屬毛澤東。新政協(xié)會議召開前,他們會面至少有三次。1949年5月1日下午2時許,毛澤東來到頤和園,先到益壽堂西廂與余心清略談,旋至后軒看望柳亞子。這是毛、余二人首次會面。

      5月5日上午,毛澤東如約派秘書田家英迓迎柳亞子夫婦,余心清、范志超同往。眾人從頤和園出發(fā),先赴香山碧云寺恭謁孫中山衣冠冢,隨后前往雙清別墅。毛澤東設家宴款待,并與眾人合影留念。宴會氣氛融洽,賓主“談詩論政,言笑極歡”,柳亞子“自揆出生六十三齡,平生未有此樂也”。

      重返北平后,眼見民主夙愿即將成為現(xiàn)實,余心清精神極為振奮。4月,中國文化界發(fā)表宣言響應召開世界擁護和平大會,北平文化界聯(lián)名發(fā)表宣言聲討國民黨反動政府盜運文物,余心清都參與其事并簽名。6月,他與李錫九等人籌設民革北平分會,兩個月后即宣告成立。8月,他出席北平市各界代表會,當選主席團常務主席,并以民革北平分會籌委會主任的身份致辭。新中國成立后,他先后當選中國保衛(wèi)世界和平大會委員、北京市中蘇友好協(xié)會副會長、北京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(xié)商委員會副主席。這一年,余心清所任本、兼各職,數(shù)量近20個。

      北平春來早,東南運會移。新中國誕生在即,已過知天命之年的余心清,意氣風發(fā)地投入新政協(xié)會議的忙碌之中。

      懷仁堂

      余心清與毛澤東的第三次會面實屬偶然。1949年6月,新政協(xié)會議籌備會召開前夕,毛澤東沿中南海散步,順路走進勤政殿,恰巧遇到在此指揮布置會場的余心清。看到毛澤東到來,余心清即陪同視察勤政殿,說勤政殿和懷仁堂都是按照“少花錢多辦事”的原則修繕的。毛澤東聞言贊許道:“開好會少花錢,這也是支援前線啊。”視察結(jié)束后,毛澤東說:“我看你對這一套工作很熟悉,將來你就做這一套工作吧。建國以后,這一套工作也很重要呀。”余心清當即表示聽從安排。

      6月16日,新政協(xié)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常務委員會名單,余心清等九人為常委會副秘書長。8月26日、27日,新政協(xié)籌備會常委會在勤政殿舉行第四次會議,協(xié)商《中國人民政治協(xié)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名單(草案)》。余心清是出席會議的民革16名正式代表之一。

      籌備和召開新政協(xié)會議期間,大部分民主人士和會議代表住在北京飯店。作為北平城內(nèi)首屈一指的大飯店,它供應西餐而無中餐,所以很多人吃不慣。余心清是精通中西餐飲的行家,為此專程走訪玉華臺飯莊。玉華臺飯莊以經(jīng)營淮揚菜聞名遐邇。在余心清協(xié)調(diào)下,朱殿榮、王蘭、王杜昆、孫久富等9位淮揚菜名廚調(diào)入北京飯店,令飯店餐飲水平頓時增色不少。

      9月21日,中國人民政治協(xié)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。余心清不僅是會議代表,還參與了現(xiàn)場組織工作。9月30日是大會最后一天。按照議程,需選舉中國人民政治協(xié)商會議全國委員會,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、副主席、委員。下午4點10分,余心清在臺上宣布開始投票。出席會議的解放軍四野代表劉白羽,此時正凝神注視著余心清:

      由于聚光燈強烈的照射,由于這是最關鍵的一天,擔任大會司儀的余心清,一次一次走上臺、走下臺,不斷通過麥克風調(diào)度會場一切活動,他嚴謹、認真、聚精會神,保證了會場上紋絲不亂,秩序井然,可是他太累了,最后他宣布:“請各位代表即刻出發(fā)去參加紀念碑典禮!”等他轉(zhuǎn)身向臺下走時,我看到他后背衣服已經(jīng)給汗水濕得黑成一片。

     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當晚,在北京飯店舉行了盛大宴會,全程由余心清策劃指揮。淮揚菜制作精細,口味兼顧南北,備受各方贊譽,為原本喜慶熱烈的氛圍增添了回味無窮的記憶。

      10月19日,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三次會議,任命余心清等4人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。不久,鑒于新中國外交事業(yè)迅速開展,中央人民政府設立典禮局,任命余心清為局長。余早年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,到過法、日、蘇等多國,英語頗佳,與各國原駐北平總領事多有來往,熟悉中外禮儀。由他出任典禮局局長,自是不二人選。1950年1月17日,劉少奇宴請捷克斯洛伐克駐華大使魏斯柯普夫,余心清首次以中央人民政府典禮局局長身份作陪。新中國成立之初,中央機構(gòu)十分精簡,典禮局編制僅局長一人。周恩來不止一次地在會上表揚:“現(xiàn)在各部門都說干部不夠用,典禮局就余心清同志一個人,工作也干得蠻好嘛。”

      1949年對余心清而言,意義非同尋常。這一年,他經(jīng)歷了生與死的轉(zhuǎn)換,目睹了舊與新的鼎革,種種巨變,不啻新生。在中國共產(chǎn)黨領導下,余心清與眾多愛國民主人士一道,投身協(xié)商建國的時代大潮,共同見證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。

      (作者單位: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辦公室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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