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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建邦為《光風霽月——程潛與近代中國》作序         2023年09月20日10:08

9月18日，《光風霽月：程潛與近代中國》出版座談會暨捐贈儀式在民革中央機關舉行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，民革中央主席鄭建邦出席并講話。鄭建邦曾為該書作序，刊登于2023年1月19日《團結(jié)報》第5版。以下為序文全文——

程潛

程潛先生的畫傳《光風霽月——程潛與近代中國》即將由團結(jié)出版社出版，程老先生的家人希望我為此寫些文字，忝為序言。于我這個民革后輩來說，這既是愧不敢當，又是殊感榮幸的事情了。

程潛先生（1882年—1968年）表字頌云，湖南醴陵人，是民革杰出的前輩領導人。由于他德高望重，畢生愛國，追求進步，對國家、民族頗多貢獻，無論他生前身后，人們都習慣地尊稱他為“頌公”。

作為中國近現(xiàn)代歷史上著名的愛國政治家、軍事家，頌公于政治、軍事上的建樹自然是不少的，而其對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學養(yǎng)之深厚，為人品格之高潔，對中華民族振興追求之執(zhí)著，又是他所處時代的佼佼者，故而頌公家人將這部畫傳定名為“光風霽月”，意在形容“雨過天晴，萬物明凈”。論人是說頌公一生注重個人品格修為：論世則講頌公畢生追求國家政治清明，人民生活幸福。竊以為這是再恰當不過的了。

這本畫冊，使用大量珍貴照片、圖片展現(xiàn)了頌公的一生。

頌公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，從參加辛亥革命，到護國、護法運動；盛年時期，則參與北伐戰(zhàn)爭和抗日戰(zhàn)爭；新中國成立前夕，他順應歷史發(fā)展和人民愿望，克服重重困難，置個人及家庭安危于度外，毅然在湖南和平起義，不僅使湖南家鄉(xiāng)免于戰(zhàn)火，也為后來四川、云南等地的和平解放樹立了榜樣。縱觀頌公一生，說他始終站在中國近現(xiàn)代歷史發(fā)展的前列，應該是毫不為過的。

在舊中國，一個人要做到“始終站在歷史發(fā)展的前列”，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因為在“城頭變幻大王旗”的舊中國政壇，有太多東西干擾政治、軍事人物的選擇，而能讓人始終做出正確選擇的因素無非兩點：一是“一眼萬里”，洞察國家、民族發(fā)展之利弊；二是“天下為公”，無私忘我。

頌公早年在日本與湖南籍革命黨人黃興、宋教仁等人交游，而后又結(jié)識了孫中山先生，對其革命思想深為感佩，從此追隨孫中山先生，開啟了一生革命之路。1905年，頌公加入了同盟會，隨即參加“丈夫團”，投身反清革命活動。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(yè)之后，他被清政府派到四川訓練新軍。不到兩年，就當上了第十七鎮(zhèn)正參謀官。但武昌起義槍聲一響，他毫無貪戀富貴之心，立即趕赴上海參加起義，后隨黃興投身戰(zhàn)斗一線。在武昌龜山炮臺上，頌公利用自己在日本學習的炮兵技術與清軍死戰(zhàn)，予敵重創(chuàng)。

此后，無論是二次革命，還是護國運動、護法運動，頌公始終追隨孫中山先生英勇奮斗。1914年，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了“中華革命黨”。雖然頌公對加入“中華革命黨”需要按手印、立誓紙等封建陋規(guī)不以為然，拒絕入黨，但他堅定信奉孫中山先生的思想，不曾稍有動搖。

1923年初，孫中山先生在共產(chǎn)國際和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幫助下，積極推動國共第一次合作，欲重舉北伐大業(yè)，卻痛感身邊缺少軍事人才。四顧無人之際，發(fā)覺頌公的履歷、資格、能力齊全，遂任命其為大本營軍政部長。頌公又以大本營的名義創(chuàng)辦了軍政部講武學校，自任校長。后來軍政部講武學校的學生，被并入黃埔軍校為第一期學員。

不惑之年的頌公，不遺余力地培養(yǎng)扶植后輩革命青年們。當時，許多三湘子弟受其感召，踴躍前往廣州，報考黃埔軍校，積極投身國民革命運動。但在漢粵鐵路通車之前，從湖南到廣州這段路程卻是十分艱難的。一般先要從長沙乘坐火車到武昌，再渡江到漢口，坐輪船前往上海。在上海租界稍事休息后，復乘海輪到達香港，經(jīng)香港最后抵達廣州。當年我的祖父鄭洞國將軍，就是從兄長那里要了60塊銀圓盤纏，由長沙通過上述路線，一路輾轉(zhuǎn)到達廣州的。然而，這樣一筆不小的開支不是每個人都能籌措到的。而且，即便一些年輕人千辛萬苦趕到廣州，也未必能報上名。如陳明仁、李文等在軍政部講武學校受訓半年，后被并入黃埔軍校第一期；陳賡、宋希濂則運氣不好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考上了黃埔第一期。我的祖父鄭洞國到廣州時，也因黃埔軍校報名期已過，不得不冒用別人的名字考進黃埔軍校第一期的。可以說，許多湖南子弟不遠千里來到廣州，很大程度上是受頌公這位辛亥革命元勛的感召。

1926年，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高潮中，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。頌公率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這支勁旅，一路沖殺，直至攻克南京。遺憾的是，后來蔣介石、汪精衛(wèi)相繼背叛革命，實施“清黨”，大肆屠殺共產(chǎn)黨人和革命者，導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失敗了。頌公也在國民黨新軍閥的內(nèi)斗中，被褫奪軍權，被迫下野。

下野之后，閑居上海的頌公，自籌經(jīng)費創(chuàng)辦名為《南針》的雜志，積極主張抗日救國。1935年，基于頌公聲望，他重被啟用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等顧問，年底正式出任參謀總長，主持制定《中國國防計劃綱領及程序?qū)嵤┓桨浮罚瑸楹髞淼目谷諔?zhàn)爭做了戰(zhàn)略計劃和戰(zhàn)前準備。1937年抗日戰(zhàn)爭全面爆發(fā)后，頌公先后就任第一戰(zhàn)區(qū)司令長官、重慶軍委會副總參謀長等職，親身經(jīng)歷并指揮了抗日戰(zhàn)爭正面戰(zhàn)場上的許多重大戰(zhàn)役。

這本畫冊中收錄了不少頌公抗戰(zhàn)時期的照片。其中一張頗令人矚目：在1945年9月3日中國抗日戰(zhàn)爭勝利日這天，蔣介石與頌公共同乘坐敞篷汽車，接受群眾歡迎。照片中蔣介石志得意滿地向群眾揮手致意，頌公則正襟危坐，面色嚴峻凝重。蓋因抗戰(zhàn)之艱辛、軍民犧牲之慘重，頌公這位經(jīng)歷了整個抗日戰(zhàn)爭的老軍人，心中悲欣交集之狀，頗難言表也。

《光風霽月——程潛與近代中國》中講述湖南和平起義的過程，無疑是頌公一生事業(yè)最重要、最艱危的經(jīng)歷了。

頌公身為國民黨元老，幾十年的宦海沉浮，使他早已看清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集團失去民心，必將失敗。而中國共產(chǎn)黨則朝氣蓬勃，其政策主張符合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，因而深受中國勞苦大眾的熱烈擁護，不愧是孫中山先生事業(yè)最忠實的繼承者。他決心協(xié)助中國共產(chǎn)黨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反動統(tǒng)治，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，進而完成孫中山先生未竟的事業(yè)。因此，他主政湖南后，即暗中籌劃湖南和平起義事宜。

斯時也，身為湖南省政府主席的頌公，看似望高權重，實則周圍暗流涌動，危機四伏。一面是蔣介石與桂系首領白崇禧等對頌公威逼利誘，日甚一日；一面是特務橫行，軍隊內(nèi)部人心浮動、主張各異。稍有差池，便會事敗身死、功虧一簣。所幸在共產(chǎn)黨人的鼎力幫助下，頌公與他的黃埔軍校時期的學生陳明仁將軍通力合作，周密籌劃，終使起義成功，湖南全省和平解放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毛澤東主席和中共中央從新中國成立的大局出發(fā)，高度重視湖南和平起義事宜，并充分考慮到頌公的一些顧慮和困難，特別批準參加湖南和平起義的國民黨部隊番號為——中國國民黨人民解放軍第一兵團。此舉讓許多顧慮重重的國民黨將領們放下了思想包袱，棄暗投明。這些無不體現(xiàn)出以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的博大政治胸襟和氣魄。當時我的祖父鄭洞國將軍已在東北長春兵敗卸甲，精神上正陷入巨大的痛苦和彷徨之中。湖南和平解放的消息傳來，讓他的思想為之震撼。頌公是他的師長輩長官，陳明仁將軍則是他患難與共過的黃埔軍校第一期同學。他們的政治抉擇，難道不應該成為他的榜樣嗎？

新中國成立之后，毛澤東主席和中國共產(chǎn)黨給予頌公極高的禮遇和信賴。頌公不僅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、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、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、國防委員會副主席，而且長期在湖南擔任省人民政府主席。他以古稀之年，經(jīng)常深入基層，為家鄉(xiāng)興修水利，造福桑梓。

頌公也是民革德高望重的前輩和杰出領導人。1956年，頌公當選民革第三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。在民革中央任職期間，他始終與中國共產(chǎn)黨肝膽相照，榮辱與共。我想，正是因為頌公既能“一眼萬里”，把握時代脈搏；又能“天下為公”，無私奉獻，才使我們將他作為民革的政治榜樣，永遠深切地緬懷他、學習他。

“光風霽月”四字，恰是頌公一生的寫照！

是為序。

（本文原載于2023年1月19日《團結(jié)報》第5版）

來 源｜ “團結(jié)報團結(jié)網(wǎng)”微信公眾號

作 者｜ 鄭建邦